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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財政思想的戰略布局和基本方略
添加時間:2019-10-09

  摘    要: 管子的財政思想是其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管子相齊中興的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管子財政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出發,以管子財政思想的戰略布局和基本方略為切入點,對管子“致富強、匡天下”的戰略目標,“以人為本”“以法治國”“和同聽令”的戰略舉措,以及“來天下之財”“取于民有度”“利出于一孔”等行動綱領進行了系統且獨到的論述,認為其開辟了中國古代財政理論的新境界,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強的參考和借鑒意義。最后,結合黨的十九大確立的強國目標,從加強領導、深化改革、厲行法治三個方面,簡要分析了管子財政思想對中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一些啟示。

  關鍵詞: 管子; 財政思想; 國家治理; 現代財政制度;

  Abstract: The financial thought of Guanzi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overning thought of Guanzi.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Qi State.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nancial thought of Guanzi, this paper takes the strategic layout and basic strategy of financial thought of Guanzi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goals of “making the Qi State rich and strong, and making the Zhou Dynasty at peace”, the strategic measures of “people-oriented”, “rule of law” and “strict enforcement of orders and prohibitions”, as well as the action plan of “coming the world's wealth”, “taking from people with limi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macro-control capacity”. It is believed that it has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ancient Chinese fiscal theory, and still has a stro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inall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oal of develop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established by the party'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leadership, deepening reform, and practicing the rule of law,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thought of Guanzi on China's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fiscal system.

  Keyword: Guanzi; the financial thought; state governanc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引 言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1]《小雅·正月》,第178頁公元前771年,昏亂無道的周幽王被犬戎伐殺,西周滅亡。次年,平王東遷,歷史進入“天子卑弱,諸侯力爭,南夷北狄,交伐中國”[2]卷二十一《要略》,第535頁的春秋時期。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即位,取義棄嫌,拜管子為相,尊之為仲父,開啟了齊國40載變法圖強之路。管子相齊,大興改革,厲行法治,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3]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2539頁,首成春秋霸業。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4]。在管子相齊過程中,財政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為管子治國理政思想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管子財政思想突破了“國”的限制,從“天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以全局和戰略的視野來看待財政的職能和政策,形成了一套系統完備的財政理論和制度體系,在中國古代財政思想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在中外的古代歷史上都是一顆燦爛的明星”[5]上冊,第369頁。對于管子財政思想,《管子》一書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記載。在現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的篇章涉及到財政經濟問題[6]23,這在先秦諸子浩如煙海的著作中是絕無僅有的現象。雖然后世多認為《管子》非一人一時之作,但我們仍可從中管窺2700年前管子相齊中興的財政改革邏輯,并從中汲取財政思想智慧。在當前我們致力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中,也能帶來諸多有益的啟示。

  一、管子財政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產生這些體系的時代的需要”[7]88。新的時代孕育出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引領著新的時代。管子身處的春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管子財政思想正是生于斯、踐于斯、成于斯。我們要想深刻認識管子財政思想,首先就要準確把握春秋時期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特征。

  (一)生產力水平提升

  西周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人們在周天子的“王土”之上開展大規模集體耕作,“千耦其耘”的場景“振古如茲”[1]《周頌·載芟》,第288頁。到了春秋時期,農業技術發生重大變革,鐵器的應用、牛耕的推廣、水利的興建使得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農民對私有土地的興趣隨之日增,出現了大量開墾荒地,經營私田,甚至“上下相詐,公田不治”[8]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第1031頁的現象,進而導致各諸侯國財用不足,倉廩空虛,難以為繼。為解決財政困局,各諸侯國對土地制度進行了一系列變革,分封井田逐步轉化為國家授田[9]25,集體勞作逐步轉化為個體勞作,勞役地租逐步轉化為實物地租,舊的血緣宗法制度日益分化瓦解,新的封建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完善。
 

管子財政思想的戰略布局和基本方略
 

  (二)地主與四民興起

  伴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春秋時期的階級結構也發生了劇烈變化。原先屬于統治階層的貴族大量敗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新的具有統治地位的階級——地主階級[10]54。與地主階級崛起相對應的,是士農工商四民的興起。地主階級為了統治利益養士用士成風,士人不論出身貴賤,只要學成文武藝,便可貨與帝王家;農民因為土地制度的改革,不再需要依附宗族大家庭,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快速發展;商業和城市經濟隨著剩余產品的增多逐步繁榮,私營手工業者和自由商人不斷涌現,社會上甚至出現了“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 [11]卷十四《晉語》八《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祿》,第541頁的富商巨賈。西周“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11]卷十《晉語》四《文公修內政納襄王》,第408頁的制度至此全面瓦解。

  (三)真正的國家成形

  西周時期,只有“天下”,沒有“國家”,天下諸侯尊周天子為共主,周天子封建和統御天下各諸侯國。到了春秋時期,隨著地主階級的出現和士農工商的興起,各諸侯國相率變法,昔日的血緣宗法社會逐漸衍變為地緣政治社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權力體制架構逐漸解體,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執國命”[12]《季氏第十六》,第392頁的全新政治結構,原本“不下堂而見諸侯”的周天子,到了“周、鄭交質”[13]《周鄭交質》,第13頁之后,已然淪為一個普通的諸侯國君。周室衰微,列國并立,真正的國家開始在中國成形[14]109。

  (四)列國間征戰頻仍

  伴隨獨立國家的形成,是舊有秩序的湮滅,禮樂制度的崩壞,以及無休無止的戰爭。一方面,自平王東遷以降,周天子共主地位名存實亡,不再擁有對天下兵馬的絕對領導權,更無力協調各諸侯國之間的矛盾。因此,諸夏漸漸肆無忌憚,各自為政,相互征伐,勝者為右,侵凌、攻伐、兼并戰爭不絕如縷。另一方面,戎夷蠻狄趁亂內侵華夏,“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15]《僖公四年》,第162頁。據許倬云統計,春秋近300年,和平年歲只有38載,發生戰事則數以千計,在172個國家中,至少有110個國家被滅絕或吞并[16]66-70。

  二、管子財政思想的戰略布局

  財政是為政治服務的。沒有脫離財政的政治,也沒有脫離政治的財政。管子的財政思想是其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從并服務于齊桓公“治國家”“定社稷”的政治需要。齊桓公即位時,齊國不過是“區區海濱一彈丸”[17]4,近戎狄而遠王室,內亂外患無已時。面對群雄逐鹿的天下大勢,為治理國家、安定社稷,齊桓公聽從鮑叔牙的建議,從魯國請回管子擔任宰相。管子入國伊始,就對齊國的治國方略進行了系統性的戰略布局,確立了“致富強、匡天下”的戰略目標,以及“以人為本”“以法治國”“和同聽令”的戰略舉措,為管子財政思想的構建與實踐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一個戰略目標

  “致富強、匡天下”是管子財政思想的根本戰略目標。桓公元年,管子甫回齊國,齊桓公就向管子求教如何安定社稷。對此,管子提出了“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18]卷七《大匡第十八》,第348頁的重要判斷。管子所言“霸王”,并非指“霸權政治”,而是指“致富強、匡天下”。對此,《管子·霸言》有云,“夫豐國之謂霸,兼正之國之謂王。”[18]卷九《霸言第二十三》,第463頁意思是說,國家自身富強的可稱為霸業,兼能匡正他國的可稱為王業。同時,管子明確反對霸權政治,將行霸權者稱為“暴王”,強調“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18]卷九《霸言第二十三》,第463頁。管子審天下之大勢,認為齊國國力孱弱、內外交困,天下眾強林立、無道者眾,因此,想要治理國家、安定社稷,必須先致富強,再兼正天下。據此,管子反復勸諫齊桓公,直至齊桓公答應實行“致富強、匡天下”的國策,才允諾擔任齊國宰相。此后,管子推行的所有財政政策,無不以“致富強、匡天下”為首要戰略目標。

  (二)三大戰略基石

  福山在最新研究成果中,對其“歷史的終結”理論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良好政治秩序離不開三大戰略基石:國家建設、法治和責任政府[19]xx。而早在2700年前,管子就提出了“以人為本”“以法治國”“和同聽令”等治國思想,雖然與福山理論有質的不同,但仍有異曲同工之妙,可稱為管子財政思想的三大戰略基石。

  1.以人為本。

  在那個分封建制的時代,管子開創性地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管子·霸言》有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18]卷九《霸言第二十三》,第472頁。據《管子·霸形》記載,齊桓公問管子,如何才能致富強、匡天下,成就一番事業。管子回答說,必須從根本做起。齊桓公又請教管子,什么是根本。管子回答說,齊國百姓就是根本。齊桓公虛心接受管子建議,次日就在太廟門庭舉行朝會,對百官頒布新的法令:對納稅人百石只取一鐘,對孤幼兒不得施以刑罰,水澤要按時開放而不設禁,關卡只負責稽查而不征稅,市場只登記名籍而不收賦。“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18]卷九《霸形第二十二》,第452-454頁。

  2.以法治國。

  在倡導“以人為本”,廣施德治仁政的同時,管子又劃時代地提出了“以法治國”的法治思想。《管子·明法》有云,“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18]卷十五《明法第四十六》,第916頁。《管子·任法》認為,法令是天下最大的原則,是圣明君主用以治國的法寶。如果君臣上下貴賤都能遵守法令,國家就可以實現大治[18]卷十五《任法第四十五》,第906頁。因此,齊桓公時期齊國的財政政策,無不以法令的形式頒布施行。雖然,管子的法治理論是為封建君主服務的,強調“生法者,君也”[18]卷十五《任法第四十五》,第906頁,但管子也認為,立法必須廣泛聽取民意。《管子·牧民》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18]卷一《牧民第一》,第13頁《管子·君臣上》強調,縱使有商湯、周武的德行,也要廣泛傾聽百姓的聲音[18]卷十《君臣上第三十》,第565頁。由此可見,管子法治思想中,同樣貫穿了人本思想。

  3.和同聽令。

  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20]卷第七上《離婁章句上》,第185頁。為實現“致富強、匡天下”的戰略目標,除了推行“以人為本”和“以法治國”之策外,管子認為,還得讓齊國上下一心、和同聽令。《管子·法禁》認為,殷紂王富有億萬之眾,卻因為有億萬條心而滅亡;周武王只有三千百姓,卻因為上下一心而保全。國家如果不能協調人心、統一權威、使三軍將士精誠團結、讓國家意志成為百姓遵從的法令,那么,即便有廣袤的土地、眾多的人口,也無法長治久安[18]卷五《法禁第十四》,第275頁。《管子·法法》進一步提出,只有做到“令盡行、禁盡止”,人民才能在戰時無敵、在平時有功,從而使三軍將士都能保全性命,父母妻子都能安居于國內[18]卷六《法法第十六》,第303頁。據《管子·重令》記載,為確保法令暢通,齊國還確立了五種嚴格的違令罰則,強調“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18]卷五《重令第十五》,第284頁。這種令行禁止的嚴格要求,也同樣體現在管子財政政策的執行過程當中。

  三、管子財政思想的基本方略

  管子財政思想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致富強、匡天下”和“以人為本”“以法治國”“和同聽令”的戰略布局,共同構成了管子治國理政思想的總體框架,也是管子財政思想的行動指南。在戰略布局的思想指引下,管子又成體系地提出了“來天下之財”“取于民有度”“利出于一孔”等基本方略,構筑了管子財政思想的行動綱領。戰略布局與基本方略互為表里、缺一不可,行動指南和行動綱領相輔相成、相互貫通,它們共同構成了管子財政思想的“四梁八柱”,開辟了中國古代財政理論的新境界。

  (一)來天下之財

  經濟發展是國家財政的重要職能,也是國家富強的重要基礎。誠如《管子·七法》云:“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18]卷二《七法第六》,第116頁又如《管子·輕重甲》云:“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18]卷二十三《輕重甲第八十》,第1398頁那么,如何才能來天下之財,使齊國財蓋天下;致天下之民,使齊國成為萬民所向呢?《管子·乘馬》認為,“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18]卷一《乘馬第五》,第85頁。只有充分發揮政府治理功能,才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福利,增強綜合國力。對此,梁啟超認為管子屬于典型的“主干涉者”[17]13,甚至提出管子經濟政策與社會主義“有極相類者”[17]39。梁啟超的觀點雖然有其局限性,但是管子財政思想確實強調發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整頓國政。

  面對士農工商的興起,管子創造性地提出了四民分業定居的政策。《管子·小匡》認為,士農工商是國家依靠的基本民眾,不可以讓他們“雜處”,必須“群萃而州處”,這樣他們就能夠“旦昔從事于此”,“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高以智”,從而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此,管子主張把國家劃分為21個鄉,其中商工之鄉6個,士農之鄉15個,實現“定民之居,成民之事”[18]卷八《小匡第二十》,第400-402頁。管子把社會各階層按照職業來劃分管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比歐洲的社會職能分工早了至少一千年[21]368。

  2.促進生產。

  《管子·八觀》認為,勞動是財富生產的決定性因素,“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民非作力毋以致財”[18]卷五《八觀第十三》,第261頁。但是,人性本身是好逸惡勞的。因此,《管子·侈靡》提出,“為國者,反民性然后可以與民戚”“民欲逸而教之以勞”“勞教定而國富”[18]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第661頁。那么,如何教民以勞呢?《管子·五輔》提出,應當大興“辟田疇”“勸士民”“修道途”“便關市”“薄征斂”“輕征賦”[18]卷三《五輔第十》,第194-195頁等德政,盡地力勸農事,獎勵工商業者。《管子·乘馬》認為,可以用稅收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國家與民眾分取收獲,明確稅率,百姓就懂得了什么是自己可以獲得的,什么是自己需要交納的,這樣不用國家驅使,民眾也會努力勞動[18]卷一《乘馬第五》,第92頁。

  3.鼓勵消費。

  由于春秋時期生產能力依舊不高,因此先秦諸子幾乎無一例外主張崇儉。《管子·八觀》中的“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18]卷五《八觀第十三》,第259頁和《管子·立政》中的“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18]卷一《立政第四》,第76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但是,與其他諸子不同,管子沒有一味地提倡節儉,他同樣注重發揮侈靡消費的作用。《管子·乘馬》認為,“儉則傷事,侈則傷貨”[18]卷一《乘馬第五》,第88-89頁,應當正確認識儉與侈的關系。《管子·侈靡》提出,侈靡消費可以促進就業,“富者靡之,貧者為之”[18]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第652頁;可以發展生產,“不侈,本事不得立”[18]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第703頁。《管子·乘馬數》甚至提出,如果發生自然災害,導致“民失本”,國家就應該雇傭那些赤貧的民眾來修建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18]卷二十一《乘馬數第六十九》,第1232-1233頁。這種通過投資刺激經濟、促進就業的思想,領先了西方思想界兩千多年。

  4.發展貿易。

  “通貨積財”是管子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據《管子·大匡》記載,“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18]卷七《大匡第十八》,第368頁。意思是說,齊桓公在即位十九年的時候,把關稅和市場稅的稅率降到了2%。據《管子·輕重乙》記載,齊國還為各諸侯國的商人設立了客棧,擁有一車四馬的商人,可以在客棧免費吃飯;擁有三車十二馬的商人,可以外加供應牲口草料;擁有五車二十馬的商人,還可以為他配備五名服務人員,“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18]卷二十四《輕重乙第八十一》,第1468頁。除了降低稅率、提供服務外,管子還實行便利交通、統一度量等各種便利政策,很快就把齊國打造成為“國際貿易中心”。

  (二)取于民有度

  馬克思曾說,“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的基礎”[22]22。《管子·山至數》提出,“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18]卷二十二《山至數第七十六》,第1322頁。《管子·輕重甲》有載,“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18]卷二十三《輕重甲第八十》,第1433頁管子認為,沒有豐裕的財政收入,國家就不會富強,不征收賦稅,國家的各項職能就無法實現[23]56。在強調稅收對國家具有正作用的同時,管子也清楚地認識到稅收可能會對國家產生負作用。《管子·權修》《管子·法法》《管子·形勢解》等對此都有具體記載。《管子·權修》提出了“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18]卷一《權修第三》,第51頁的重要論斷。“取于民有度”是管子“以人為本”“以法治國”“和同聽令”思想的重要體現,也是管子財政思想的一項基本原則,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相地而衰征,推行土地租稅制度改革。

  面對生產力水平的提升,管子率先在齊國推行土地租稅制度改革。一是《管子·乘馬》記載的“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18]卷一《乘馬第五》,第91頁,就是把土地直接分給農民耕種,用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代替“千耦其耘”的集體勞作,這樣可以激發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不誤農時。二是《管子·大匡》記載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18]卷七《大匡第十八》,第368頁,就是農業稅賦以粟米計算,根據土地而不是人頭征收,土地租稅稅率折合每年不足5%,這就從租稅制度上肯定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其稅率比后來儒家“什一之稅”的低稅主張還要低。三是《管子·小匡》記載的“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18]卷八《小匡第二十》,第402頁,就是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有差別地征收租稅,就會使農民安定而不會流失,這比威廉·配第提出“極差地租”概念早了兩千多年。

  2.徼山海之業,突出“官山海”的間接稅作用。

  稅收是一種“拔鵝毛”的藝術。《管子·國蓄》認為,“民予則喜,奪則怒”,國家應當讓百姓“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具體到稅收來說,就是要廢除強制性征收的“租籍”,推行經過謀劃索取的“租稅”[18]卷二十二《國蓄第七十三》,第1259-1260頁。那么,國家該怎么謀劃索取呢?管子提出,“唯官山海為可耳”[18]卷二十二《海王第七十二》,第1246頁。“官山海”就是著名的鹽鐵專賣政策。管子認為,鹽是民眾生活的必需品,鐵是民眾生產的必需品,國家只要實行鹽鐵專賣,審慎地制定寓稅于價的政策,就可以坐收其稅。管子還對于“租籍”這種直接稅和“官山海”這種間接稅的稅收痛苦指數進行了比較,認為前者會使人民“囂號”,而后者“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此者”[18]卷二十二《海王第七十二》,第1247頁。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管子的鹽鐵專賣制度,并非國家自行經營鹽鐵,而是將鹽鐵交給民間經營。《管子·輕重乙》認為,國家經營無法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不如由民間經營,國家控制價格并征收租稅,“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18]卷二十四《輕重乙第八十一》,第1448頁。對此胡寄窗評價道,這“與十八世紀歐洲的財政剝削能手所謂‘拔最多的鵝毛而不讓鵝叫’的辦法比較,似乎還要‘巧妙’些”[5]上冊,第356頁。

  3.籍求于號令,堅持依照法令征稅。

  依法征稅是現代稅收制度的一個重要原則。而早在春秋時期,管子就提出了“不求于萬民,而籍于號令”[18]卷二十二《國蓄第七十三》,第1279頁的思想。《管子·國蓄》認為,國家向百姓征稅,如果法令要求百姓在十日之內完稅,那么百姓的財物就會貶值一成;如果要求在八日之內完稅,那么財物就會貶值二成;如果要求在五日之內完稅,那么財物就會貶值五成;如果要求當日完稅,那么財物就會貶值九成。因此,要穩定物價,就要依照法令征稅;在物價異常波動時,也可以運用法令的急緩來干預市場的價格。所謂“令有急緩,故物有輕重”,如果國家不進行適當的調控,就會使那些囤積商把控市場,趁百姓財物匱乏的時候謀取“百倍其本”的暴利;如果不能做到“和同聽令”,就會出現“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的問題[18]卷二十二《國蓄第七十三》,第1264頁。

  4.行九惠之教,發揮稅收的收入分配功能。

  管子除了確立一系列征稅制度以外,還制定了一系列減免征役等惠民教化政策。據《管子·入國》記載,管子入國四十天,就“五行九惠之教”[18]卷十八《入國第五十四》,第1033頁,分別是敬養老人、慈養幼弱、撫恤孤兒、收養殘疾、媒合鰥寡、慰問病人、通報窮困、賑濟災困、祭祀烈士。管子為九種惠民教化政策分別設置了掌管官吏,并明確了具體惠民舉措。比如針對敬養老人,規定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一子免征役,每三個月官府有饋肉;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二子免征役,每個月官府有饋肉;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全家免征役,每天官府有饋酒和肉。在那個天下紛亂的特殊歷史時期,一個封建諸侯國能如是,充分體現了管子財政思想的人本魅力。

  (三)利出于一孔

  劉尚希認為,“大國財政是建立在大國實力基礎上的,通過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承擔全球風險治理責任,實現全球利益分配,進而化解全球公共風險,引領人類文明進程。”[24]31春秋之時,人們還沒有“全球”的概念,只有“天下”的觀念。管子輔佐齊桓公“致富強、匡天下”,同樣需要充分發揮大“國”財政的各項職能,包括天下資源配置、天下利益分配、天下風險治理等,這就需要齊國擁有非常強大的財政能力。為此,管子提出了“利出于一孔”的指導思想。《管子·國蓄》認為,“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18]卷二十二《國蓄第七十三》,第1262頁。想要在列強中求生存、圖中興,國家就必須能調劑分配天下的資源和利益。就像《管子·揆度》所說的,“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18]卷二十三《揆度第七十八》,第1380頁。那么,如何實現“利出于一孔”呢?管子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興陰王之業,將稅負轉嫁給天下各國。

  所謂“陰王之業”,就是利用地利的事業。據《管子·輕重甲》記載,管子認為,當時獨得地利的“陰王之國”只有三個,一是楚國,有汝水、漢水出產的黃金,二是齊國,有渠展出產的海鹽,三是燕國,有遼東出產的煮鹽[18]卷二十三《輕重甲第八十》,第1422頁。《管子·地數》記載,管子認為,齊國要靠鹽業而非農業使國家富足,實現“守國財而毋稅于天下,而外因天下”[18]卷二十三《地數第七十七》,第1362頁。因為“五谷興豐”,齊國的糧價就會比天下各國的便宜,齊國的糧食就會流向天下各國,天下各國的稅負就會轉嫁給齊國;如果壟斷鹽業,發布法令讓民眾在規定的時間砍柴煮鹽,在規定的時間到梁、趙、宋、衛、濮陽等靠輸入食鹽過活的地方賣鹽,就可以獲得高出正常鹽價四十倍的利潤,將齊國的稅負轉嫁給天下各國。管子稱之為“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18]卷二十三《地數第七十七》,第1364頁。

  2.操谷幣準衡,注重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

  《管子·國蓄》有云,“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18]卷二十二《國蓄第七十三》,第1259頁。要實現“利出于一孔”,真正發揮出大“國”財政的各項職能,光靠“籍天下”是不夠的,還要能控制糧食和貨幣。管子推行陰王之業,“一舉而攫他國之金萬余斤,資本之豪,既舉世莫敵”[18]59。管子又以齊國獨占之黃金,遍購齊國境內的糧食,使境內谷價高于天下各國,天下各國的糧食像“原水”一般涌入齊國。待控制了天下的糧食和貨幣后,管子在齊國各大城市都設立了平準基金,物賤時就用高價收購以壟斷貨物,物貴時再用低價出售以平抑物價,春天時向蠶農發放貸款,夏天時向農民發放貸款,使“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讓“萬民無籍,而國利歸于君”[18]卷二十二《國蓄第七十三》,第1269-1272頁。這種做法可謂是一舉兩得。

  3.通輕重之權,尊王攘夷匡扶天下。

  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全人類;如果你掌握了貨幣鑄造權,你就掌握了全世界[25]62。管子掌控天下糧食和黃金后,沒有把財政職能局限在齊國境內,而是運用“輕重之權”為天下供給包括安全環境、開放經濟、穩定秩序等“公共產品”,以實現一手“致富強”,一手“匡天下”的戰略目標。雖然當時齊國擁有“橫行于天下”[18]卷八《小匡第二十》,第413頁的軍事實力,但是管子始終提倡不戰而屈人,執政40年間只滅掉過譚、遂兩個小國。據《管子·輕重甲》記載,管子強調使用五種經濟策略作戰,分別是“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18]卷二十三《輕重甲第八十》,第1403頁,即在平衡供求、調節物價、流通貨物、權衡得失、利用形勢五個方面作戰。《管子·輕重戊》對管子如何操控糧食和黃金,運用經濟策略使魯梁、萊莒、楚、代、衡山臣服的歷史進行了詳細記載。經過數年苦心孤詣的經營,四方蠻夷和中原諸侯“莫不賓服”,然后管子輔佐齊桓公“率天下定周室”,九次召集諸侯結盟,一舉匡正天下亂局[18]卷八《小匡第二十》,第425頁,終于實現了“致富強、匡天下”的戰略目標。

  四、管子財政思想的重要意義

  恩格斯指出,“由于一定的現象,如商品生產、貿易、貨幣、生息資本等等,是(古今)兩個社會共有的”,因此,“歷史地出現的政治經濟學”能夠“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26]238。政治經濟學如是,財政學亦如是。管子財政思想成形于2700年前的春秋時期,服務于封建地主階級的爭霸斗爭,雖然常為后世儒家學者所不齒,常與當代經典理論相背離,但是,這一切都無法否認其在中國乃至世界財政思想史中的里程碑地位,即便對270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一)理論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27]。當前,我們的主流財政理論主要源于西方,對中國古代財政思想的研究相對不足。管子財政思想雖然成形于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先秦時期,但其理論內容之豐富、邏輯之嚴密、體系之完整,是后世許多財政學著作無法望其項背的。而且,管子財政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具有很強的先導性,有的甚至早于西方類似思想上千年,可以說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梳理和研究管子財政思想,對于挖掘我國古代治國理政思想智慧,拓寬我們財政理論研究視野,思考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誠如蘭德雷斯和柯南德爾所言,“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經濟改革,《管子》在西方的對應著作是《國富論》,與對《國富論》進行常規分析相比,研究管子可能與中國的經濟學更相關”[28]32。

  (二)歷史意義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12]《憲問第十四》,第326頁管子輔佐齊桓公,立足齊國“治國家”“定社稷”的政治需要,結合春秋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實踐要求,以全局和戰略的視野重新審視財政職能和政策,從布局與方略兩個層面進行了一系列理論探索和實踐,成就了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12]《憲問第十四》,第325頁的煌煌霸業,也形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管子財政思想。管子財政思想不是單純地就財政論財政,而是寓于內政、外交、國防等治國理政思想之中,具有極強的實踐指導價值。后世的商鞅、申不害、桑弘羊、王安石等大理財家,無不吸收和借鑒了管子的財政思想。從封建到帝制,從春秋到明清,我們都能看到土地租稅、鹽鐵專賣、輕重之權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可惜,封建王朝始終無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有時,一個優良的財政制度僅僅過了一代就變壞了[29]53。管子去世后,齊桓公寵信奸佞,管子財政思想與齊國一道迅速陷入衰敗。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從管子財政思想的興與衰中,我們可以獲得智慧的啟迪,思考前進的方向。

  (三)現實意義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29]10。同時,必須清醒認識到,“強起來”不是完成時,而是進行時,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并沒有發生改變。從“中等收入陷阱”到“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從經貿摩擦、科技競爭到周邊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問題,我們將面臨的是更加復雜的環境、更大的不確定性、更多的風險挑戰。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社會各種利益矛盾的聚集點[31]4。財政如果不夠強大,國家就難以躍升成為真正的強國,反而更容易落入各種“陷阱”,中斷“強起來”的歷史進程。研究管子財政思想,學習管子運用財政手段吸引人才、配置資源、化解風險、維護秩序的思路和辦法,對于我們突破傳統的經濟學思維,從治國安邦的高度去認識財政、把握財政、運用財政,著力發展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相適應的財政體系、財政制度、財政能力,更好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五、管子財政思想的現實啟示

  黨的十九大報告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行了系統性戰略部署,明確提出“分兩步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要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是必然要求。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32]。要想抓住機遇,趁勢而上,在危機中把新時代中國發展推向一個新高度,需要更加健全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更加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政作為“庶政之母”,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內容,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建立以穩固財政、民生財政、法治財政為特征的現代財政制度,才能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提供堅實保證。

  (一)加強領導,建設穩固財政

  穩固財政是現代財政的前提和基礎。《管子·治國》認為,“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18]卷十五《治國第四十八》,第924頁。宋代的蘇轍提出,“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33]123。從西晉的“八王之亂”到唐朝的“安史之亂”,從17世紀荷蘭聯省共和國的衰亡到19世紀日本德川幕府的敗落,古今中外的實踐表明,沒有穩固的財政,就沒有穩固的社稷;沒有大一統的財權,就沒有大一統的政權。想要實現強國目標,就必須“利出于一孔”;想要實現“利出于一孔”,就必須上下“和同聽令”。當然,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同聽令”和“利出于一孔”有著不同的時代內涵。但其中不變的是,前者強調政治上的集中統一,以避免出現“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的問題;而后者強調財政上的適度集中,以避免出現“(利)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的問題。當前,中國的財政體制仍然是一個“碎片型財政體制”[24]193,財政政策仍然缺乏全球化戰略思維,財稅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就是要加強和改進黨對財政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地方和部門利益藩籬,更好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兩個作用”,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協調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兩個工具”,形成統籌整合式的穩固財政體系。

  (二)深化改革,建設民生財政

  民生財政是現代財政的核心和本質。《管子·權修》強調,“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18]卷一《權修第三》,第49頁。《管子·牧民》提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18]卷一《牧民第一》,第2頁。歷史反復告誡我們,國家的興衰,最根本的決定性力量在于人民;國家的治亂,最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在于民心。想要實現強國目標,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具體到財政中,就是要做到《管子·正》提倡的“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親之”[18]卷十五《正第四十三》,第893頁,轉換成今天的語言,就是要建設“以人為本”的民生財政,在發展中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財政”不同于過去我們經常講的“吃飯財政”“建設財政”,后者主要是從財政作用的客體出發,是隸屬于經濟學的“物本財政”,而前者則是從財政服務的主體出發,是超越于經濟學的“人本財政”[34]2。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就是要把“以人為本”作為時代價值取向,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財稅改革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解決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35]14;就是要把“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作為時代價值追求,善謀民生之利,善解民生之憂,不斷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是要把“取于民有度”作為時代價值標準,平衡好國家和人民的“錢袋子”[36]26,營造更優的人居環境和營商環境,讓普羅大眾擁有更多的參與感和獲得感。

  (三)厲行法治,建設法治財政

  法治財政是現代財政的保障和支撐。《管子·法法》強調,“仁而不法,傷正”[18]卷六《法法第十六》,第308頁。國家如果只強調仁義,講以人為本,不推行法治,沒有以法治國,那么同樣會傷害到政治。因此,“雖圣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18]卷六《法法第十六》,第308頁。縱覽大國崛起的歷史,經常可以看到法治財政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17世紀末,英國確立了稅收法定原則,為其日后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19世紀末,美國開啟了公共預算制度變革,有力推動其步入世界強國之列[37]6。正如《管子·明法解》所云,“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18]卷二十一《明法解第六十七》,第1211頁。25年前,我國推出了分稅制財稅體制等一系列改革舉措,財政管理逐步走上規范化、科學化、法治化的道路[38]6。進入新時代,要想更好發揮財政在強國建設中的基礎支撐作用,必須要把法治財政建設向縱深推進。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就是要強化重點領域財政立法,把財政資金的預算安排和收支管理全面納入法制軌道,著力構建科學完備的財政法律制度體系;就是要強化依法行政依法理財,建立財政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著力構建高效權威的財政法治實施體系;就是要強化對財政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健全完善財政公共問責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著力構建嚴密有效的財政法治監督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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