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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之謎及中國文化與制度的反思
添加時間:2019-07-11

  摘    要: 為什么中國文明在歷史早期一直領先其他國家而后來不再領先?中國的卓越技術為什么從未轉變為一次工業革命?這就是“李約瑟之謎”。對制度激勵方向變化的理解是破解此謎的關鍵:早期中國文化與制度形成的社會物質財富分配在骨子里是“生產性分配”激勵, 而后來逐漸轉變為“掠奪性分配”激勵, 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和經濟的落后。

  關鍵詞: 李約瑟之謎; 制度激勵; 生產; 掠奪;

  一、關于李約瑟之謎

  基于制度和交易費用分析的新經濟史論中, 對“李約瑟之謎”的分析是理解中國經濟史和社會興衰的重要內容之一。英國學者李約瑟研究世界科技史, 研究到中國時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謎”:“為什么中國歷史上一直遠遠領先于其他文明而現在不再領先?或者說, 中國的技術一直非常優秀, 特別是在960~1278年 (宋朝) , 為何沒有提早開展工業革命呢?

  由于研究視角以及其它差異, 關于“李約瑟之謎”的原因, 有各種不同解釋。在李約瑟的觀點下, 為什么中國傳統社會商人地位較低, 而且其官僚體制無法將技術、基礎科學結合。一些學者也認為, 帝國、意識形態統一, 妨礙進行的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同時還對新事物有一種抗拒。馬克思·韋伯, 其站在宗教角度進行分析, 認為中國的儒教反對的是專業化, 也反對以盈利為目的經濟訓練。梁漱溟則由文化角度分析, 將原因歸為中國的文化“早熟”、“重人不重物”等。

  羅斯托和馬克·艾爾文則認為原因在其他方面, 比如人地失衡———有足夠多的勞動力可以使用從而不需要技術上的依賴。在14世紀, 中國之所以沒有工業革命發展, 其在關鍵在于沒有構建起激勵、降低風險的產權制度體系。

  但是林毅夫的研究認為, 人地失衡的解釋也并不足以成立。理論邏輯和經驗數據都不支持這個假說。在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科學革命, 原因不是政治環境惡劣抑制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新力, 而是在于科舉制度, 這提供的激勵制度過于特殊, 讓一起有著好奇心、天賦的天才學者, 沒有心去學習數學或實驗。所以對自然現象發現, 只能停留在觀察階段, 無法發生質的改變。

  以上觀點中, 羅斯托和馬克·艾爾文以及林毅夫的研究和解釋都涉及到了極為關鍵的制度激勵方向及有效性問題。表面上中國落后是技術落后;而技術進步、尤其是大規模的技術進步, 比如工業革命, 如果沒有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作為先導, 是不可以想象的。生產方式作為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 起重大作用的是包含在其中的約束和激勵機制;但是一個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確立本身, 無不依賴于一場文化思想領域的的升華和啟蒙。

  二、文化與制度的反思

  文化和制度是一個民族和社會的根本, 制度是文化思想的體現與貫徹途徑, 進而影響或決定經濟、社會、政治的運行及其效率。按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其作用機制是文化→制度→約束與激勵→經濟行為→經濟效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作者:韋伯) 認為, 經濟的增長在于資本主義的積累, 但這一積極又只能依靠于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階段。而只有在具有一套恰當宗教的價值觀、公民美德、制度條件下, 企業才能更加活躍。因此, 在這里可以看出文件及制度本身在資本主義興起重要的意義。中國歷史上依靠、落后原因答案也都要從“文化”和制度中找尋。

李約瑟之謎及中國文化與制度的反思

  1。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認為, 早在秦漢甚至更早時期, 中國的人文思想就已經比較成熟, 是一種“早熟文化”。中國文化思想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以后, 塵埃逐漸落定, 到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文化從此具有壓倒優勢, 其思想難以撼動, 并形成一個穩固的士農工商等級制度。作為最高階層的士文化, 儒家修身明德、“止于至善”、“仁者愛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文思想本身和人本主義的價值, 對于物質主義會取向以及思想有一定的抑制之用,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物質主義、科學的發展。

  但事物是有矛盾性的, 即游戲者重視的是人而非財, 重視的是德而非物, 講究德治的觀念和文化成為文化主流時, 上行下效, 社會意識形態上的一致, 使得這種社會組織結構無疑會比較穩固的、或者偏向穩固的;穩定的社會組織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與增加。以西方國家來說, 文化沒有中國的文化早熟現象, 從而社會組織結構穩定性相對較少, 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比較緩慢。

  此外, 仁者愛人、德治, 重視的是德而非人的文化, 不意味對于科學技術發展、財富創造的制約。反之, 修齊治平是要求針對的是統治者和君子, 對于普通百姓財富及生產實際是一種鼓勵型的。尤其在一個王朝創立初期更是如此。從制度經濟學角度講, 就是這種文化在內容上是“掠奪性”約束和“生產性”激勵的。因此這一文化有利于早期中國社會結構穩定, 并有利于社會財富增加、社會經濟、科技發展。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早期能夠繁榮以及至少在宋明以前, 中國能夠領先其他國家的原因。

  2.中國之后為什么又落后了?原因主要針對在文件內容中:第一、西方社會資本主義思想啟蒙、先進文化開展;第二、中國文化本身在內容、本質上沒落, 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以思想控制、科學技術制約來說。西方在中世紀其社會思想控制比當時的中國還要厲害。但只是通過宗教來展現, 未有有效、可嚴厲控制世俗社會制度文化及組織思想, 宗教勢力、世俗權力間斗爭, 一直在開展, 從來沒有停止。這樣就給中世紀后的工商思想、現代思想帶來了契機, 也為工商業的發展留下了些許空間, 催生了后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社會大革命以及工業革命。

  而中國后來的文化和社會發展道路卻大為不同:既不是資本主義方向也違背其自身早期所具有人本主義與人文精神。尤其從宋代開始, 明清為甚, 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成熟和穩固, 社會主流思維、倫理價值取向均發現了變化。早期思想中, 人文關懷變得反向而行, 先前的文化內核、人本主義和人文精神多被扭曲、拋棄, 在現實社會中, 幾乎所有的價值取向和激勵, 已經不是生產, 而是被轉向到了財富的分配 (掠奪) 上面:宋代汪洙寫詩勸諭人們:“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其實這也說明了中國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人文價值取向以文化為主。同時已經發生了具有根本性的轉變:讀書目的不再是匡濟天下而是個人私利。這個文化與制度的激勵方向已經改變了初衷。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固有的缺陷, 也為“分配性 (掠奪性) ”努力提供了便利: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的認識和界定可以集中表述為“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但是“王土”之上的普通老百姓之間以及官民之間乃至于官官之間的財產與產權關系, 卻從未得到過清晰界定與理順。民間的經濟或者產權關系大體依據相互的契約關系進行界定, 如有些朝代征收“火耗”的數量, 往往由官員自定。“一般情況下, 地方政權收的與實際相比要多得多, 除了耗損銀兩損失外, 還有其他的支出名目, 如地方養廉銀及公費等, 慢慢就變成了合法的附加稅。在收取標準、民情等情況, 均由官員說的算。也因此容易造成貪污情事。”

  從社會經濟事實看, 明清后來形成的監工制度 (皇權掠奪) , 火耗制度 (官府掠奪) , 捐班制度及其它租役制度 (士紳掠奪) 等, 表明一個社會從上到下, 已經形成了一個成熟的“掠奪性”分配格局。相應地, 每個王朝末期, 基尼系數都高的驚人:“北大一位史學教授曾做過大概估算, 明朝末年, 李自成揭竿而起時的基尼系數是0.62;清朝太平天國起義時是0.58;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是0.53。”這表明“掠奪性分配”居于主要地位。而在穩固的士農工商階層結構下, 這種分配格局也相應地無比堅固, 足以壓抑和摧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所以, 大規模的生產方式的革命和工業革命, 也就遲遲無法發生。這就是“李約瑟之謎”的謎底。

  當然, 其他國家各個階層也存在著財富分配權的爭奪, 甚至也是非常激烈的, 但中國傳統社會是不一樣的。中國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明朝后的捐班制度讓每一個階層、階級的人都可能“朝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最后實現了財富“分配權”人獲取及爭奪權, 這也是之后中國社會的統一追求。因此, 文化思想領域的“分配性 (掠奪性) ”導向和激勵+穩固的等級制度→“掠奪性”分配格局→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窒息以及技術無法得到有效的創新、普及和應用, 工業革命更是無從談起。 (雖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工業革命后來可能還是會發展起來, 但相比西方會落后很久。) 在歐洲, 一方面普通自由害怕沒有人敢做貴族夢;另一方面, 從17世紀威廉·配第開始到稍后的亞當·斯密, 西方已經知曉勞動生產及自利和私有產權之于財富的意義并加以制度上的確認和維護;即“生產性”分配的激勵在當時作為一種先進的文化思想和社會制度已經確立。在同時期的東方, 整個社會仍孜孜于仕途經濟。所以, 就對社會經濟的理解以及相應的文化思想觀念來說, 東方已經落后了, 在科舉制度和仕途經濟的籠罩下還停留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夢囈中, 幾千年來一直存在的“寡”和“不均”兩個問題都未得到解決。

  中國科舉制度與主流文化是一樣的, 也是文化在制度領域的實現, 科舉制度最開始的愿望, 就是可以招來人才實現早起傳統文化意向上的經邦濟世, 但是到后來, 在實際的運行中卻往往被極大地扭曲了, 變成“人才”對“剩余控制權”以及相應的“剩余索取權”的爭奪。由此整個社會起作用的是“分配性 (掠奪性) ”導向和激勵。

  三、啟示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 后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矛盾和缺陷, 就是激勵與約束都倒向了社會財富的爭奪、而不再有利于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創造;同時, 就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看, 在財富創造過程中, 財富的爭奪導致了巨大的社會制度成本、社會交易費用;社會運行成本, 超出經濟的負擔, 嚴重制約著科技發明、運用, 因此讓經濟發展被制約發展了。這種文化作為向導、社會意識制度下, 有限資本多數被用來買官來獲得分配權, 卻不會把資金用于生產性的經營中。而剩余用來投資的生產性資本、產出, 卻被各種雜稅以“合法”的方式被掠奪, 無法真正強大起來。所以就算是有了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種子, 在這樣社會與經濟土壤中, 也無法真正成長起來。

  可見, 在我國傳統社會后期, 文化和社會制度是倒向“分配性 (掠奪性) ”的, 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或科學革命必然無法正常發生和發展。同樣, 在今天, 也只有文化與制度是“生產性”導向與激勵, 經濟效率才會充分提升, 社會財富才會充分涌流, 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才能實現。

  參考文獻

  程恩福, 胡樂明.新制度經濟學[M].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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